（新华社宋文/图）

我从平遥上车，乘坐太原到成都的1485次绿皮普快去运城，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下来的时候，连滚带爬地一下子涌上来一大堆人，每人背着一个大塑料袋，上来之后，两只眼睛先往行李架上看。行李架上空空如也，但他们还是争先恐后地把行李塞进高高的行李架上。行李上的灰尘落下来，有人不满地说，你不会慢一点。民工们不好意思地咧咧嘴，表示歉意。等把行李安排好，他们就开始找座位。每见有一个空座，就怯生生地问，你这有人吗？许多人爱理不理。我主动地往里靠了靠，来，坐这吧，他们一群就以我为中心坐成一圈。

对出门在外的农民，作为正在运城农村驻村帮扶的我，有一种天生的亲切感。我和他们开玩笑说：“老乡，包里都背的什么好东西啊，鼓鼓囊囊的？”一位老者不好意思地笑了：“农民家，还能有什么好东西？一床铺盖，几身烂衣服，两双鞋。”旁边一个小伙子说：“背包越大，越不值钱。现在谁出门还背包？过去是当兵的，野营拉练；如今换成了我们农民。走到哪里，背到哪里。”老者说：“包包越大，挣钱越少；包包越小，挣钱越多；身上啥也不带的，不知道钱有多少，官有多大。你见过哪个大领导、哪个大款出门背个行李卷？就咱这些农民，人家城里人叫民工的，不管到哪里都背着包。到哪都是下苦的，只要有个地方安身就行。”旁边的小伙子又补充道：“这铺盖卷就是咱农民的身份证。”

大家哄的一声都笑了。

“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，也就是我的家。”老者指着自己的行李，“什么时候不再背着这个东西到处跑，也像你城里人那样口袋里装着一张卡，走到哪，刷一下，啥事都办了，就好了。”

“你等着吧，下一辈子。”年轻人说。

“也不一定，要有个好儿子就行。在北京念完书，过两年毕了业，找个好工作，就能过上这日子。”老者说着，脸上满是向往。

“就看下一辈了，咱这辈子算是完了。”几个人几乎异口同声。

我说我曾经也是一个农民，不过现在跳出农门了。老者说，那好，那好，跳出农门好，农民太苦焦了。这世上只有农民苦焦。只要不是要饭的，怎么着都比当个农民强。

我说，农民不管怎么说，总还是有家有室的，怎么能和要饭的比？

他说，你不是农民，你不知道农民的苦处，你要是在农村多待上几天，你就知道农民的生活有多苦了。要饭的不干活，不劳动，可怜就可怜吧，可我们农民一年四季干个不停，却连自己的生活都不能保证，真的是不如人家要饭的。

我问他，你们村是个穷村还是个富村？

他说，穷村，穷得要死。

他给我大概讲了他的村子的情况：人均土地不到一亩，只有五分多一点，每年能种秋麦两料。麦子产量五百来斤，现在一斤麦子价格一块多钱，一亩地毛收入五六百，一亩地投入三四百，不算人工费，纯收入不到三百块钱；种一料玉米，亩产一千斤，每斤九毛多，毛收入九百多，扣过浇地施肥打药收割，纯收入不到五百。一家五口人，不到三亩地，土地上的收入，一年还不到两千元；而一个高中生连学费带各种其他费用一年就要五六千元，一个农民辛苦一年连一个孩子的学费都挣不够，只好出来打工。可出门在外，出力受气，如果能好好地挣几个钱也算，常常是下了苦，到最后却被七算八算，百般克扣，连自己的生活费差点都不够。出门在外矮三分，受的那份苦楚都没法给人说。

他们一群人出来打工，刚开始说管吃管住，每天给80元的工资。可来到这儿之后，包工头就变了卦，每天只给60块钱，而且每顿饭都吃不饱，还得到旁边的小餐馆再吃一点，每天光饭钱的开销就得15到20块钱，这一天下来，实际上落到手里只有40块钱。而每天的工作竟达到十七个小时，早上5点干活，12点吃饭，这是七个小时；饭后1点钟再干活，晚上10点才下班，这又是十个小时；把人饿得半死不活，才给你吃饭，而且不让吃饱。就这，还常常没有活干，半停半不停，老板常常说些难听话，好像我们在混他的饭吃。现在，工程也完工了，他们也没事了，背上铺盖卷到处流浪，明天还不知道去哪里。

我问他这几个月落到手里的钱有多少，老者说，他和他儿子两个人干了两个月，实际上真正挣到手里的钱不到八百元。今天的火车票两个人80块钱，明天去洛南的汽车票两个人又得一百多块钱，每天吃饭得40块钱。要是五天之内找不下活，手里的这点钱也就该花完了。

说话的时候，他把他儿子拽过来，说这是他二儿子。儿子有二十岁年龄，只是瞅着我俩，自己不说话。老者从行李架上取下一个小布包，从里边掏出针线，让儿子给纫上线，把儿子的屁股调过来。原来儿子屁股后面裤子开了一道长口子。老汉说，裤子太小，刚才上火车时，挤了一下，就开线了。说着，就趴在那里给儿子缝裤子。毕竟年纪大了，又是个大男人，老眼昏花，笨手笨脚，再加上火车上的灯光不是太亮，我发现他的手在颤抖，接着就听见儿子哎哟一声，原来他把针扎到儿子的肉上去了。儿子回头瞅瞅我，满脸的不好意思，我也笑了。

老者说他有两个孩子，都是男娃，都到了娶媳妇的年龄。现在给孩子娶一个媳妇，光彩礼就12万。还要盖房子、买汽车家电，请客。这两个儿子，要把媳妇娶回来，至少还要50万。

我问，这么大的花销，你从哪来这么多钱？

他说，一个是靠老天多下点雨，地里多收入一点，我包了十几亩地，每年能收入一两万；然后是出去打工，每年收入八九千；再就是借，到亲戚家借，到银行贷，高利息。自己弄个八九万，儿子想办法弄个五六万。媳妇娶回来后，分家，给他分上五六万的账，由他还去。

我说，新媳妇刚进门，你给他分那么多的账，人家不和你闹？

他说，闹，怎么不闹？可我这把老骨头能榨出几两油？他们还年轻，再说，房子也给他盖好了，该置的家具也给他置好了，马上也没啥负担，他还能不担一点责任？

那剩下的账你怎么还？

慢慢还，有啥办法？老两口多干几年，没结婚的儿子外边打工挣回来的钱都添进来。碰上个好收成，五六年光景基本上就差不多了。

我说，听见你说的这些事，我都替你发愁，可你好像没觉得怎么愁？

他笑了，说，这有什么，人到世上就是受苦来了。你没看见小孩生下来就是哭的？人都不愿意到世上来，可是你没办法。既然来了，就要好好地活。人都不容易，各人有各人的难处，各家由各家的难处，一辈一辈人都是这么过来的。活着就一个字，忍！忍过去了，好日子就来了。不过，我这一辈是赶不上了，就看底下这一辈人了。他们有福气，我这一辈给他们打个家底，死了也算过得去了。

问他的年纪，他说五十五岁。可我的感觉倒像是六十五岁，除了眼角横竖交叉的皱纹，就是他的牙齿，和我说话的时候，整个牙床都在活动。说起这些，他好像在讲述一个古老的故事，生活的刀子很锋利，但在他这里只是轻轻地划了一道很深很深的纹，很快就过去了。是坚韧呢，还是麻醉了，还是对未来充满了信念？我不知道。

我问，你们到哪里下车，他们说到运城，明天赶到洛南去。我问晚上在哪里歇息，回答说，在火车站搞一夜，明天早上还要赶汽车。

火车刚刚进入城市，铁路两旁闪过几行明亮的灯光，他们都有点兴奋，问我到了哪里，我说这就是运城。他们立即奔向各自的铺盖卷，我说这里是大站，我也在这里下，不要急。他们都笑了。

晚上九点多，火车到达运城，下了车，才发现下着小雨，他们几个各自背着自己的行李卷在蒙蒙细雨中出了车站，向候车室走去，那是他们打算将就过夜的地方。老者的腿有点不太灵便，在雨中一颠一跛的，他们挥着手和我告别，好像我曾经帮过他们很大的忙似的。

刘纪昌